加密基金會的終結：新時代下更優架構的崛起

加密基金會曾是推動區塊鏈網路發展的重要力量,但如今已成爲行業發展的主要阻力。隨着美國國會新監管框架的出現,加密行業迎來了一個難得的機遇:摒棄加密基金會模式及其帶來的問題,以更清晰、可擴展的機制重建生態系統。

本文將分析加密基金會模式的起源和缺陷,並論證如何以常規開發公司替代加密基金會架構,以充分利用新興的監管框架。我們將闡述公司制在資本配置、人才吸引和市場響應方面的優勢,這是實現結構性協同、規模增長和實質影響的唯一途徑。

一個致力於挑戰科技巨頭、金融巨頭和政府體系的行業,不應依賴利他主義、慈善資金或模糊的使命。規模效應源於有效的激勵機制。加密行業若要實現其承諾,必須擺脫已不再適用的結構性依賴。

加密基金會模式源於早期創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主義:非營利加密基金會旨在作爲網路資源的中立管理者,通過持有通證、支持生態系統發展來避免商業利益的幹擾。理論上,這種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可信中立性和長期公共價值。

然而,隨着時間推移,監管形勢和市場競爭的加劇,使得加密基金會模式偏離了初衷:

1. 監管測試困境迫使創始人放棄或模糊對自有網路的參與。
2. 競爭壓力下,項目方將加密基金會視爲去中心化的快速通道。
3. 加密基金會淪爲規避監管的獨立實體。

盡管這種安排在法律對抗時期有其合理性,但其結構性缺陷已無法忽視:

1. 缺乏連貫的利益協調機制
2. 無法實現規模擴張優化
3. 形成新型中心化控制

隨着國會提案推進基於控制權的成熟框架,加密基金會的分離假象已不再必要。新框架鼓勵創始人移交控制權而不必放棄建設參與,同時提供更清晰的去中心化構建標準。

當這種壓力解除後,行業終可摒棄權宜之計,轉向長效可持續的架構。加密基金會曾履行其歷史使命,但並非下一階段發展的最佳工具。

支持者宣稱加密基金會能更好地協調通證持有者利益,因爲它們沒有股東幹擾,專注於最大化網路價值。

但這種理論忽視了組織的實際運作邏輯:消除企業股權激勵並未解決利益錯配問題,反而將其制度化。缺乏營利動機使加密基金會缺少清晰的反饋機制、直接問責和市場約束。加密基金會的資金實際上是一種庇護模式:通證被分配並轉換爲法幣後,支出與成效之間沒有明確的掛鉤機制。

相比之下,企業架構內置問責機制:公司受市場規律約束。爲了營利而配置資本,財務指標客觀衡量成效。當管理層未達目標時,股東可以評估並施壓。

加密基金會通常被設定爲永續虧損運營且無後果。由於區塊鏈網路開放免許可且常缺明晰的經濟模型,將加密基金會的努力與支出映射到價值捕獲幾乎是不可能的。這使得加密基金會脫離了要求做出艱難決策的市場現實。

加密基金會員工的激勵也弱於企業員工,因爲他們的報酬僅爲通證與現金組合,而非企業員工的通證+現金+股權組合。這意味着加密基金會員工受制於通證價格的極端波動,僅具短期激勵;而企業員工享有穩定的長期激勵。

加密基金會不僅存在激勵扭曲,還面臨法律和經濟層面的能力制約。

多數加密基金會在法律上無權開發週邊產品或從事商業活動,即便這些舉措能顯著惠及網路。例如,大多數加密基金會被禁止運營面向消費者的營利業務,即便該業務能爲網路創造可觀的交易流量。

加密基金會面臨的經濟現實同樣扭曲了戰略決策:它們承擔全部努力成本,而收益(如果有)卻分散社會化。這種扭曲加上缺乏市場反饋,導致資源分配效率低下。

繁榮的網路依賴多元化的產品服務生態系統,而受市場約束的企業更擅長提供這類供給。即便像以太坊基金會這樣的成功案例,如果沒有營利性公司構建的產品服務,以太坊生態系統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繁榮。

加密基金會還造成了顯著的運營效率損失。任何經歷過加密基金會架構的創始人都深知其代價:爲了滿足形式化的分離要求,不得不拆解高效的協作團隊。本應每天協作的不同職能團隊被迫割裂。

這些問題與去中心化的本質無關,卻帶來了真實的損失:職能依賴方之間的人爲壁壘延緩了開發進度、阻礙了協同效率,最終導致所有參與者承受產品質量的劣化。

加密基金會的實際職能已嚴重偏離初始定位。無數案例顯示,它們不再專注於去中心化發展,反而被賦予日益膨脹的控制權 - 演變爲掌控國庫密鑰、關鍵運營職能和網路升級權限的集權主體。在多數情況下,加密基金會對通證持有者缺乏實質問責。

建立加密基金會通常需要耗資超過50萬美元並耗時數月,這不僅拖累了創新,還爲初創企業設置了成本壁壘。如今,找到有經驗設立外國加密基金會結構的律師越來越難,因爲許多律師已經放棄了這項業務。

在這種新範式下,常規開發公司爲網路的持續建設與維護提供了更好的載體。不同於加密基金會,公司能夠:

• 高效配置資本
• 通過提供超越通證的激勵來吸引頂尖人才
• 借由工作反饋循環響應市場力量

公司架構天生契合增長與實質影響,不依賴慈善資金或模糊使命。

然而,對公司與激勵協同的擔憂並非完全無理:當公司持續運營時,網路價值增值同時惠及通證與企業股權的可能性,確實引發了現實的復雜性。通證持有者合理地擔心特定公司可能設計網路升級方案,或保留特定特權與許可,以使其股權優先於通證價值獲益。

但這些擔憂可以被化解,且不構成延續加密基金會模式的正當理由。相反,這些憂慮凸顯了對工具的需求:需要通過合約化與程序化手段持續協同激勵,且不損害執行效能與實質影響。

好消息是激勵協同工具已經存在。以下是一些成熟工具,其功效將在新的監管框架下得到充分釋放:

1. 公益公司(PBC)架構:開發公司可註冊或轉型爲PBC,植入雙重使命。

2. 網路收益共享機制:網路與DAO可通過共享網路收益,爲企業創設持續性激勵結構。

3. 裏程碑歸屬機制:公司的代幣鎖倉應綁定至有意義的網路成熟裏程碑。

4. 合約保障條款:DAO應當與企業協商合約協議,防止損害通證持有者利益的行爲。

5. 程序化激勵體系:通過貢獻度對應的程序化代幣分配,激勵各類網路參與者。

兩種新興方案 - DUNA與BORG,爲實施上述解決方案提供了高效路徑,同時消除了加密基金會結構的冗餘成本與不透明性。

DUNA賦予DAO法律實體地位,使其能訂立合約、持有資產、執行法定權利。DUNA創造法律能力卻不產生法律層級,純粹作爲DAO的中立執行代理。

BORG作爲自治治理與運營技術,使DAO能將加密基金會當前處理的"治理便利"遷移至鏈上運行。這些子結構在智能合約規則下透明運作,最小化信任假設、強化責任保護並支持稅務優化架構。

DUNA與BORG共同將權力從基金會等非正式鏈下機構,移交至更具問責性的鏈上系統。這不僅是哲學偏好,更是監管優勢。

加密基金會曾引領加密行業度過監管寒冬,助推技術突破並實現前所未有的協作。但對多數項目而言,其價值已趨邊際化 - 僅是應對監管敵意的臨時方案。

此時代正告終結。

新興政策、激勵結構轉型與行業成熟度共同指向同一未來:

• 真實治理
• 實質協同
• 系統化運作

加密基金會無力滿足這些需求:其扭曲激勵、阻礙規模化、固化集權。

系統存續不依賴善者自律,而需將每個參與者的自利動機與整體成功深度錨定。這正是公司制興盛數世紀的根基。加密領域亟需類似架構 - 公益與私利共存、問責內生化、控制權經設計最小化。

加密新紀元不築於權宜之計,而將構建在具備真實激勵、真實問責、真實去中心化的可擴展體系之上。